揭秘中国DNA检测斗士的传奇密码(上)

在印度洋海啸救援行动中，邓亚军一战成名，而近日以她为主人公出版的《亲子鉴定秘档》更是令其成为焦点人物。

在印度洋海啸救援行动中，邓亚军一战成名，而近日以她为主人公出版的《亲子鉴定秘档》更是令其成为焦点人物。图片合成/吴猛

本期关注理由

亲子鉴定在海啸中报道

亲子鉴定，是个神秘又富有争议的话题，每一桩鉴定背后都可能隐藏着曲折的故事……

日前，一本叫《亲子鉴定秘档》的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，书中主人公，原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、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主任邓亚军博士也成为焦点。

被誉为中国“DNA”检测斗士的邓亚军如何从一名女法医蜕变成职业鉴定师的故事，引发社会关注，而解读邓亚军人物的背后，有关亲子鉴定所引发的相关情感伦理话题，也值得社会深思。

从充满传奇的法医生涯，到任务艰巨的人类基因组测序工作；从惊心动魄抗击非典的战役，到舍身忘死的印度洋海啸救援；还有罗布泊疑似彭加木的干尸DNA鉴定……邓亚军作为一名坚强乐观的女性，以科学家的严谨鉴定死者，更让生者看到社会进步与人类科技发展的力量，为祖国赢得了荣誉，也为全人类作出巨大贡献。

A

走马上任

拎着SARS病人的血清坐飞机

因为崇拜家中的兄长，高考时邓亚军听从他的建议，报考了西安交通大学法医系，1996年毕业后分到西安市公安局灞桥分局当了一名现场法医，负责尸体检验和临床鉴定。两年后，邓亚军考取了西安交通大学法医系的在职研究生。2000年9月，她跟随导师来到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完成硕士课题。这一年，中国加入了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1%的项目，邓亚军作为工作人员参与了科研任务。2001年7月，“中国水稻基因组计划”启动，她被任命为生产办公室主任，领导了包括博士生在内的150多人圆满完成了测序工作。“中国水稻基因组计划”完成后，邓亚军回西安通过了硕士论文答辩，并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继续攻读博士学位。2003年年初，她正式出任研究所下属的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主任。

邓亚军刚走马上任，中国就遭遇了SARS病毒的侵袭。测出SARS病毒的基础序列，是研究所的当务之急，邓亚军被派到广州，与相关医院进行沟通，以获得样本。“当时我飞到广州三次，才得到了SARS病人的阳性血清。那时候，SARS病人的血清谁看见谁害怕，我就带着血清坐飞机。”邓亚军说。2003年5月，研究所捐赠给国家30万份的ELISA试剂盒，用来确诊SARS病人。“SARS病毒被解码之后，为了验证病毒通过什么途径传播，我们又从各地收集了500份SARS病人的血液、粪便、口腔试子和唾液，进入P3实验室（P3实验室是生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。生物安全防护实验室根据微生物及其毒素的危害程度不同，分为四级，一级最低，四级最高。三级适用于主要通过呼吸途径使人传染上严重的、甚至是致死疾病的致病微生物或其毒素）进行SARS病毒的检测和分离。”

这一次又是整整3个月，邓亚军的体重掉了8斤。身边的不少人辞职走了，邓亚军却一直坚持下来。2003年9月，一切尘埃落定。邓亚军开始一心一意经营鉴定中心，也完成了自己作为职业DNA鉴定人的蜕变。

B

一人一座一车

很长时间里都被同行戏称“亏损企业老总”

当时，DNA鉴定还是一个大家都陌生的行业。

照邓亚军自己的说法，当时华大方瑞的状态就是“一人一座一车”。“一人是指我一个人，一座是指我只占据了当时华大一万平米办公空间中一个隔断的位置，还好我还有一辆隶属于行政办公室的普通桑塔纳轿车。”邓亚军说。作为方瑞惟一的员工及负责人，邓亚军都是一个人写策划案、计划书；一个人去跟相关行业的主管沟通，争取大项目；接着，一个人泡在实验室做鉴定……

尽管如此，邓亚军还是在很长时间里都被同行戏称为“亏损企业老总”。

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亲子鉴定，同时提高华大方瑞的知名度，邓亚军做了个大胆的决定，将DNA亲子鉴定业务全面降价，从原来行业通行的每份样本1200元，直接“腰斩”一半，降为600元。

2004年6月初，这个消息在北京一家颇有影响的媒体上发布了。发布当天，邓亚军给办公室打电话，总是占线，足足一个小时以后她才把电话打进去。她很奇怪地问来帮忙的同事：“电话坏了？”

同事连忙告诉她：“电话没坏，都是打电话来咨询做鉴定的事。”这话把邓亚军吓了一跳，结果当天就接到了5桩委托，相当于以前半个月的量；整个6月接到了80多桩委托，7月又增加到了100桩！就在这个月，方瑞的营业额和支出第一次出现了持平，邓亚军既喜又惊，她原本没有想到，在中国亲子鉴定会有这么大的需求。

邓亚军开始招兵买马。

印度洋海啸尸检

做报告的时候终于忍不住吐了

2004年12月26日，在印尼苏门答腊附近海域发生了剧烈的海底地震，引发了印度洋大海啸，结果造成印尼、斯里兰卡、泰国等国家人民重大伤亡。“28日那天，我在电视上看到了‘海啸死亡人数已突破万人、绝大多数遇难者没有随身证件无法识别’的新闻，那时，我想是不是应该申请参加救援？”2004年，华大方瑞已是国内少数几家能够提供所有类型DNA检测手段的机构之一。邓亚军把这个想法跟同事一说便获得了支持，当天就向上级主管部门中国科学院生物局递了申请。

两天后她就接到中国科学院主管领导的电话，第一句话就是：“你能派出几个人去泰国？”邓亚军很意外，“去泰国？”领导说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通报，泰国的伤亡人数虽不如印尼等国，但由于是世界知名的旅游胜地，海啸的死难者多为海外旅游者，无法辨别身份的外国遇难者数目最多。邓亚军略微盘算一下，答道：“可以去5个人。”当晚8点，邓亚军、郭奇、于晓光、李黎、陈保献等5名DNA救援组成员坐上了飞往泰国的航班。

12月31日凌晨，救援组到达曼谷后，又转机赶往普吉岛，随后，他们赶到了攀牙当地两座存放尸体的寺庙。这里存放着数千具遇难者尸体，急需身份识别。和中国的救援组一起工作的，还有来自30多个国家的救援专家，按照国际惯例，多国救援人员迅速组成了大型灾难遇难者个体识别协作组，简称DVI。

虽然邓亚军有着一线的法医经验，但她还是被眼前的惨状震惊了。“我见过高度腐败的尸体，也做过尸体检验，但我从来没在一天时间里检过50具高度腐败的尸体。尸体袋一解开，恶臭立刻扑出来，人马上就要呕吐。取样本时，还得防备满地的蛆爬到身上来。”邓亚军说，当时救援组的工作流程非常简单而紧凑——早上6点起床早餐，7点前往工作地点，午餐就地解决，都是盒饭；没有午休，工作到晚上7点返回驻地，参加国际DVI工作会，最早也要到晚上8点才能吃上晚餐；晚上9点再给中国组员开会，布置次日工作，然后整理当天样本，经常要忙到凌晨1点左右才能休息。

“泰国当时非常炎热，救援组工作的场所其实就是个简易工棚，没有墙壁，需要检测的大堆尸体都摆放在外面，距离他们午餐的地方不到2米，尸臭扑鼻。由于当地室外气温高达40摄氏度，又穿上了国内带的密封隔离服，加上口罩、手套，即使不工作，体力消耗也非常大，工作期间包括邓亚军在内的每个救援队员都曾经历过中暑、虚脱等情况。”邓亚军说，“我们吃东西基本是在现场，刚开始会从酒店带一些打包的蛋炒饭过去，但到后来，绝对不会吃米饭和豆芽，看着就像蛆，条件反射。”

由于尸体高度腐败，DNA检测几乎是身份鉴别的惟一手段，而泰国的实验室又没有能力进行这么大规模的鉴定，那么多遇难者的DNA由哪个国家来做，谁来承担这笔费用？ 

邓亚军作出了一个大胆决定：“我们中国，愿意承担这次海啸所有遇难者的DNA鉴定，而且承担相应的检测费用。”各国专家为之肃然起敬。9个月后，1596份海啸遇难者样本的鉴定工作全部完成，中科院要求她做报告，为幻灯片挑选照片的时候，她挑着挑着，终于忍不住吐了。经此一役，各种荣誉向邓亚军扑来，华大方瑞也不用再为业务量而烦恼了。